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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植野书学随笔集

笑看人生,闲弄笔墨,把酒临风,畅怀天下,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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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植野,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委员会委员,枣庄市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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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思想对汉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影响  

2011-06-29 07:2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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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汉代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儒家美学思想对汉隶书法艺术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尤其以“中和”美学思想最为重要,较深刻地阐明了“中和”思想的文化指导性。一直以来,应当说,书法艺术在传统文化的范围内自然受到儒家思想的观照,而崇尚“中庸”、“中和”,被堪称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始终在深深的浸润到书法艺术领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范畴。本文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和”美学思想对汉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  儒家美学思想  汉代书法 作用与影响

一、儒家美学思想的形成及演变

从千百年传统哲学的不断演变中,虽然有儒、法、道、墨四家,但最终分歧在和谐与竞争的问题上。自汉武帝以后,墨学中绝,法家受到唾弃,成为隐文化;而道家流传不绝,使儒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样,和谐就成了整个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也规定了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的确,根据传统文化形成注重和谐统一的特点,粗看起来,似乎是政治上的抉择带来的,但实际上,它来自于一种强大的文化传统,一种农耕生产生活造就的华夏先民求天和、求人和、求天人相合的意识,这也是后来“天人合一”思想产生的最初源头。正是这样一种农耕社会文化心理,集中到古代哲人们手中,便形成了以和谐为根本的辩证思维方式,并能适应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成为在中国各个文化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纵观儒家美学的形成,可以追溯到龙飞凤舞的远古时期,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原始文化通过以“祭祀”为核心的图腾歌舞巫术,一方面唤起和训练了集体性、秩序性在行为中和观念中的建立,也就是对个体性的情感、观念等等的规范化,同时却又更是本能情感的抒发和宣泄;另一方面操练了实际生产生活过程,起到了锻炼个体技艺和群体协作的功能。也就是说,前者通过内在的改变,使人类获得了审美情感;后者通过外在的改变,使美得到了实现。因此说,巫术歌舞使人作为本体的存在与动物界有了真正的区分,使人类在社会结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文化心理结构”,使动物性的心理由社会文化因素的渗入,不断转化为人的心理;而各种人的心理功能及想象、感知、理解等智力活动在与原有的动物性心理功能联系混合中萌芽、发展,理性与社会性逐渐交融在感性与自然性之中。从此,儒家思想慢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哲学,在中国文化史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崇尚“中庸”、“中和”,从此堪称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一直都在深深的浸润到书法艺术领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范畴,其丰富的美学内涵对传统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儒家思想对汉代书法起到的作用与影响

在千百年以来,书法作为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不论是书学理论还是书法实践,都深深受到“中庸”、“中和”的影响,其思想内容和美学内涵又在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而且大量的文物与典籍告诉我们,至东汉,无论是对结构的认识,或是用笔的观念,都已经相当成熟。除碑刻外,还有书写在木板(北方)和竹板(南方)上的汉简。简板上的汉隶远不像碑刻上的那样严整、肃穆、气势恢宏,更是活泼灵动、变化多端,甚至漫不经意,富于幽默感。如果把碑刻喻为工笔,汉简则如同写意。因为汉简的字体自然天真,粗头乱服,不修边幅,甚至草率,其中一些似乎透露了晋人行草的信息。对此,汉代标举的尚意和尚象就成为中国书法理论雄视百代的重要思想,而“尚气”则成为汉代书法与书法学的美学底色。其实,这一时期的书法理论尚处于草创时期,但是所提出的主要书法美学思想和范畴,已经构成了中国书法理论源头。由于东汉儒家思想已完全深入人心,关键是它与书法艺术相互渗透就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如扬雄的“心画”说:许慎的《说文解字》虽然不是以书法艺术作为主体研究,但是从文字学出发,历述先秦至新莽时期的字体演变和发展,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实践证明,儒家思想主张对中国书法美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几千年的书法元素长河之中,是一条重要的血脉,在其中起作用的应当是一种潜美学,也就是审美上的潜在、转折的制约。它通过对人生的指导,隐秘地反映在书法元素的创作中,这也致使书法元素始终是以和谐自然、和谐社会作为终极价值。同时儒家思想又成了书家精神的调节剂,它着眼于书家的带有共性色彩的人格塑造。这一点,我们在汉代的书风及书论中已经完全感受到了,且看历代书家对汉代名刻的评价:《石门颂》“纵横劲拔”(方朔)、“雄厚奔放”(祖翼)、“高浑”、“劲拔有姿”(康有为)《乙瑛碑》“高古超逸”(孙承泽)、“骨肉匀适、情文流畅”(翁方纲)、“方正沉厚”(方朔)、“朴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何绍基),礼器碑》“瘦劲如铁,变化若龙”(王澍)、“遒逸有古致”(孙承泽)、“萧散”(刘熙载)、“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杨守敬)等等,都说明了汉代书法由于有哲学的高度观照,已由先秦对形的关注转移到对形与势的同时关注。从本体意义上讲,书法已经从文字的形象中解脱出来,而开始具有抽象的因素,由用笔而生的力感及由笔势而生的运动感。因此,我们说,从对哲学的悟解(主要是对对立统一原则的悟解),到哲学思想的切入,到对具体笔法的探求及笔势的追求,当然,中国哲学不只是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书法艺术笔法与笔势的产生,具有了实质性的启示作用。看来,中和之美尽管从表现上看是“以他平他”(史伯),而且也确有“以他平他”者,如“中庸”观,但事实上,许多事物的“和”并非完全“以他平他”,而是一方多于另一方,但仍然“和”的恰到好处。其中,以“和”为核心的中和思想则是历代的书家及书评家终身追求的审美目标。在先秦的哲学和美学中,所谓“和”,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调和五声(宫、商、角、徵、羽、)而为乐音;二是指“和”的音乐能够愉悦人的感官、心灵和精神,甚至对社会的安宁都有作用,为乐与人之间的协调。《国语.郑语》曾说:“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穿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和”即为“以他平他”,其实就是指的多样性的统一。对此“中和”的思想,不论是出于经世致用的“中庸”原则,还是本于自然的相反相成,都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影响。

三、汉代书法艺术在儒家思想关照下的创新和发展

既然说到汉代书法,就不得不提到董仲舒,他是汉武帝初年的一位大儒,又堪称是一位值得我们推崇的中国古代大儒。他在给汉武帝的治国对策中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汉书-董仲舒传”的尾段是这样评价他的:“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佑,殆不及也。” 这两段话的大意是说: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治国对策中提出; 推崇孔子,抑黜百家,设立管理学校的官员。由州郡推举贤良之材为候补官员,(郡举为茂材,州举为孝廉。当时没有科举)都是由仲舒提出对策后开始的。在当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力倡儒家“中庸”、“中和”之说,认为:“中者,天下之所始终也;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地之功也,举天地之道美于和”等等。指出天地之美就在于阴阳二气的融合、和谐、协调,这种“中庸”思想作为儒学艺术精神的要义,都不同程度上成为书法审美的指导准则。作为“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论语》《中庸》)的中庸思想渗透在书法审美中,特别是对汉代书家来说,表现出了不激不厉的创作个性,志气平和的创作心态和规矩从容的创作手段。可见,书法美学思想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儒学中庸思想的支配,即强调政治功利性,又讲究形式上的法度、气势和组织的和谐。虽说汉代是书法大盛的时代,主要还是来源于一个包容大气,海纳百川文化昌明的时期,同时还标志着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不难看出,在许多汉代隶书作品里,都始终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更加注重充溢而涌动着雄健的力量。

古往今来,尽管只有‘中’是适合,但‘庸’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而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就可以长久,就是‘善’。作为传统文化的“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然而,一副好的书法作品,其气势构成了书法线条的力感和运动感,被儒家称“充实”为美,也就是说,儒家讲“仁、孝”,书法讲“书德”,艺术的最高评判标准是“厚德载物”。如唐颜真卿楷书《麻姑仙坛记》,充满铁骨铮铮之气,充分反映了盛唐之势与颜真卿刚正不阿的性格。而唐张怀瓘《文字论》记载“气势生乎流便,精魄出于锋芒。”从本质上说,书法美学思想,并不仅仅是书法审美主体、形式自律构成的,其中长久的儒家文化积淀也是一个重要内容。在我看来,最终书家的美学思想同其艺术风格一样,同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其中也反映着儒学的博大精深。观二王书法则韵度兼备,体现了儒家中庸理想,可以说,在书法艺术领域内最完美的体现了魏晋风度,又末流于疏狂,合乎儒家所要求的‘文质彬彬’和‘中和’的审美理想。所以“右军父子拔其萃耳”,从表面上王羲之是在其美学思想中强调中庸,而他却把创作心态概括为:“贵乎沉静,意在笔前”,认为在技法上应该“书字贵平正安稳”(《书论》),对此,只有讲究中庸适度,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所谓“中和之美”,实质上就是一种和谐的美,是孔子“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庸哲学思想所派生出来的艺术观。可见,中庸而和谐的美谓之中和。中和之美对书法艺术的指导起码有两层含义:一是在艺术语言的应用上要“不温不火”“势和体均”“过犹不及”。艺术表现要准确,要恰到好处。风格刚健的作品不可有霸气;风格柔美的作品不可有媚态;笔墨要求精深洗练,不可单薄浅俗;书法形象要有新意,却不是哗众取宠,流于怪诞等等。无论是一幅完整作品的布白,还是每个字的构架,都能把握好一个度。在墨色的浓淡干湿上,在字与字的向背呼应上,在行间的贯气流韵上,在钤印的阴阳协调上,在黑与白的空间处理上,在正文与落款的搭配上,都能达到一种和谐的美。二是要求在变化中求和谐。唐朝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所著的《书谱》一书中说:“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违而不犯,和而不同”是指在书法创作中要达到变化而不杂乱,统一而不单调,这是儒家“中和”的美学观在书法艺术中的体现。千百年来,无数的书家都在遵循这一美学原则,“穷变化、集大成,致中和”(项穆句)。王右军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说:“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隶书亦有“蚕无二设,雁不双飞”的规定。所以中和之美是一种均衡之美,变化之美,和谐之美。

总而言之,从书法风格来看,西汉以来,隶书在“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保护下得到极好的发展并最终达到完全的成熟。使隶书的规整、平正、开阔、雍容且整体风格统一,正代表着儒家理智、严谨、平实、中和的典型风貌。书法形象开始成为明确的“有意味的形式”,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逐渐形成自觉,但艺术主体自觉的过程,同时也是主体接受儒家约束的过程。艺术家逐渐陷入无法安顿丰富感情生命的过程。这里,我们看到儒家思维对汉代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作用。西汉竹简笔法、结体上的放逸、夸张,可以说是儒家中和之美支配下不自觉地流露,这种不自觉地流露所显示的艺术本性便不断的刺激着儒家思维的自觉。从此汉代书风及书法美学思想千百年来始终为我们所景仰,它在艺术精神的自觉、自由,特别是在表现主体生命体验上受到儒家式思维的影响极深,使此期已经完全成熟的书法艺术朝着表现主体真情实感方向迅速发展。应当说,汉代书法它在我国儒家的思维史上,是最完整体现书法艺术性的时期,也是书法最受人热爱,最能表现主体精神的时期。关键是儒家的艺术精神注入其中,才使汉代的书法美学思想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如《张迁碑》,强调了用笔的重要性、执笔的方法和运笔的力度,表明了对“技”的重视,同时,掌握了此“技”,方能达到妙境,可谓“斯造妙矣,书道毕矣”。对道与技关系的阐发,明显受到庄子的影响,从书法美学范畴上来看,汉代书法美学思想的形成,除了书法自身所提供的经验以外,还与儒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蔡邕的书法美学思想来看,其论著中没有“美”字,而多“妙”字,这与《老子》的美学思想不无联系。在老庄著作中的“美”字也无今天“美”字的含义,而“妙”字多见,却又不只今天一个“美”字所能表达的含义。“妙”字作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是从《老子》那儿继承来的。《老子》云:“故常无,欲以观其妙”,“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妙”通向无限的宇宙本体,揭示着宇宙的生存发展和宇宙的本源生命。只有体现了“妙境”、“妙意”的艺术,才有真正的审美意义、价值和效应。

不论书法艺术如何继承与创新,“中和”思想仍然是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中精髓的内在核心。但是,仅仅站在古人的肩上不思进取的做法恐怕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在现时代文化背景的关照下,如何对于“中和”思想进行新的诠释,如何反映笔墨当随时代的精神与特点,更是当代书家亟待完成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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